课堂教学变革的理念和实践

郑金洲

一、对课堂教学变革的基本认识

（一）对课堂教学变革的几个基本观点

1、课堂变革是落实课程改革的关键

2、构建新课堂文化是新课程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课堂存在着理念与教学行为的不一致这种现象，有的教师理念相当先进，但是反观他的课堂，依然是很落后的教学行为；而有的教师没有很先进的理念，可是他的课堂教学行为却是先进的。目前的课堂就是这样新旧杂陈，呼唤着一种新的课堂文化！

3、课堂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

课堂的五个标准：学生全面发展、面向全体学生、学生是否主动发展、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因为课堂的情境性和不可预知性，所以，课堂的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决战课堂”这样的口号，其实是不可行的！我们要有思想准备，慢慢来，只要看准方向，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4、课堂变革没有固定的模式

5、课堂变革的主体是教师

教师的思维特点：背逆性（看问题总是往后看，什么什么理论中国古代的某某某早就提出来过了）缺乏前瞻性；跟随性（人家出了一个什么什么模式，我就去考察学习）缺乏超越性；线性的单面思维缺乏第三面思维（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课堂看课堂）；聚合性缺乏发散性。课堂改革的主体当然是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只有教师的观念改变了，课堂才会有改变。

（二）对课堂教学改革的基本判断

1、新旧杂陈    2、文化转型   3、流程再造   4、模式转换 

5、攻坚破难

二、备课的改革

（一）传统备课存在的问题

1、忽视学生   2、价值单一（尤其缺乏态度价值观）

3、过程单向（课堂设计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如行云流水，这是一种过度的教学设计）

4、反思苍白

（二）备课改革的理念：二次开发

（三）备课改革的要求

1、把学生放在心里  2、挖掘课程的育人价值（每一门课程都应该承担起育人的重任，育人先立人）

3、创造性的解读和使用教材（不是教教材，也不是用教材教，而是要在教和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教材毕竟是教材，不同于普通的文本，但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它。）

4、设置具体化、操作化的教学目标

5、设计弹性化的教学方案（更多的从学生“学”的角度去思考）

三、上课的改革

（一）传统上课存在的问题

1、模式化  2、静态化  3、单一化（例如表扬，总是千篇一律的“你真棒”、鼓鼓掌、送个大拇指等等。表扬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这就造成了孩子懒于思考，直奔结果，因为，思考与探索可能会出错，可能会得到批评。）

（二）上课变革的理念：动态生成

（三）上课变革的要求

1、课堂教学生活化（把课堂和生活打通，生活化的课堂应该是孩子们所喜爱的，所易于接受的。）

2、学生学习主动化

3、师生互动的有效化（这里的有效不仅仅是指有效率，还要有效益，即价值取向，还要有效果。三个效结合起来的课堂才是高效的课堂！）

4、学科教学整合化

5、教学过程的动态化

6、教学内容的结构化

7、教学策略综合化（再热闹的课堂，也不能缺失教学目标）

8、教学资源优化

9、教学对象个别化

10、教学评价多样化（可以采用“隐含式”的评价）

四、听课的变革

（一）传统听课存在的问题

1、记录方式单一（听课，应记录下教师与学生原汁原味的语言）

2、信息遗失过多（言语信息只占全部的30%，就是这30%，也遗失的比较多）

3、随意性较大（想到哪儿记哪儿，想记什么就记什么，太随意）

（二）听课变革的理念:全息透视（全方位的，多视角的）

（三）听课变革的要求

1、事件分析法（对课堂中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和思考）

2、过程分析法（观察教学环节的转换，课堂的整个过程）

3、图示辨析法（用图示表示学生）

4、表格核查法

5、行为透视法（专门记录几个学生的行为，通过他们的行为来观察课堂）

五、说课的变革

（一）传统说课存在的问题

1、说课内容零散  2、说课方式单一  3、反思意识不强

（二）说课变革的理念：反思探究

（三）说课变革的要求

1、说教学设计与说教学实施相结合

2、说教学过程与说教学反思相结合

3、说教法与学法相结合

4、说本人感受与说学生反映相结合

5、说教学遗憾与说教学重建相结合（有反思，更要有重建）

6、说教学现象与说教学理论相结合

7、说教学整体与说教学专题相结合

六、评课的变革

（一）传统评课存在的问题

1、标准指向“教”（评课的标准单指向“学”也是不好的，课堂应该是“教”“学”双方面的）

2、问题分析浅

3、“破”多“立”少

（二）评课变革的理念：评判分析

（三）评课变革的要求

1、创建新型的评课文化（评课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确立新颖的评课标准

3、探索多样的评课方式

4、注重后续的教学重建

今天去蹭讲座了，上午聆听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导郑金洲教授的《课堂教学的理念和实践》，整理出来了，和大家共享。只是，我只带了两只耳朵，难免有记录不到位的地方，只能自己慢慢品，慢慢回味。另外，后面的内容，因为时间的仓促，郑教授也讲得很匆忙，所以，也记得比较马虎。见谅！

为每个学生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应强调三关键词

“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应强调三个关键词： 平等、质量、区别

程天权

　　“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揭示了一个我们普遍关注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正确地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

　　谈论这个议题，我认为应当强调三个词：平等、质量、区别。

　　(一)

　　有教无类、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考试取才等等是中国最早贡献给世界的关于人人享有受教育权力和均衡公平的发展机会的先进教育理念和发展进念。当然我们不能过于美化地说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从前是因为私有制度，后来仍有制度的、客观条件的、主观认识的、人为扩大的种种原因不能完全做到。我们只能说平等的理念与理想的实现是我们要为之努力的理想目标和长期争取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30年后已经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和我们百姓的普遍认识水平，理论上应当可以做到人无分仕、工、农、商，在接受教育的机会上一律平等。

　　现在，对相对稀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的非良性竞争，如运用关系、钱财、权力等手段，放大了社会不公，腐蚀了社会风气，激荡了百姓情绪，最后受害的必定无一例外的是全社会。而不少学校也由对一些无良行为的不满逐渐变为羡慕、仿效、参与。教育就是培植良知，而放弃良知，进行错误诱导，扪心自问岂非罪过。有些地方在教育均衡化等问题上有不正确的认识和导向，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玩忽公权，务必改之革之。我认为当前在义务教育范围，积极推进教育均衡化，学生就近入学，不搞择校还是好的。义务教育以后阶段以公平考试录取的办法，在当前还是百姓认同，机会相对公平的办法。

　　把每一个人的发展权力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应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现，应是她优越美好的标志。现在的户口身份，加码考试等都不是基于对“每一个”的公平。这是强调的“平等”。

　　(二)

　　第二个词是“质量”。提高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一项事关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与制度环境，需要充足的投入与完备的设施条件，需要有好的校长和教师队伍，需要有先进的理念和实际的运作，需要有正确的态度与方法，同时需要社会的关爱与支持。

　　要提高教育质量首先要使教育工作者有职业的崇高感，要请德才兼备有良知有资质的人来做教师。其次教师要能从业无忧，不可否认通常尊严是与体面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说易做难，这几方面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教育者首先人人做到“有良知”这是必须的，这并不需要增加更多支出。

　　提高教育质量不仅指教学知识的质量，更是全面落实教育方针的培养人的质量。学校和社会现在对什么是我们要培养的人和什么样叫人才真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反思了。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动手能力，只会读书不会与人交往更不善合作，只能一帆风顺经不起一点挫折，只会重复书本不会提出问题，只会做作业甚至不会玩，稍一跑跳就要头晕摔倒，这不是我们应该培养的人才。

　　(三)

　　第三个词是“区别”。中国对人的接受知识和发展才能的过程上古就有研究，有一个年龄增长轴和经历扩大轴，呈现出阶段性。与“适合的”相反而同义的是“有区别的”。为了更有现实针对性，更强调适合就是要有区别，我用了“区别”一词。首先学生都是“这一个”，我们的文化教育意识中太多统一，共性，太少个性、太少差异。这就把生龙活虎，天真烂漫，富有创造性的学生变成了生产线上下来的标准件了。即使同一个学生，他在不同时段，认知能力、兴趣与关注点也是不同的。学前、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给出与需求，形式和方法，师生关系和互动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的主张是把这些问题主要交给从事各类教育的老师，他们才是专门家。由主管部门去监督他们是否尽责了，是否达到了质量水平要求。教育关系千家万户，人人关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社会有希望的地方。但是这么一个关系到千差万别、生动活泼、时刻变化的人的学养成长的复杂过程，不是专家还真只能说得上一点皮毛，千万不要过度干预。我很少见到专业以外人士评论干预太空工程、医疗方案、经济管理等等的，但为什么对教育有那么多干预与指责呢，受过教育与懂得教育实在相去太远。

　　我们现在有多少家长在做着揠苗助长的事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切总不能把个活生生的学生逼得厌学吧。如果让在座的都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想非得逼出几个疯子来不可。适合的就是最好的。适合的就是有区别的。我们既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去开发构建学生的智慧情趣，使之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我们又要承认学生在智商情商上是有差异的，不要弄到龙凤不成毁了一个孩子，适合的就能得其所哉。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任何时候都应是社会的楷范与良知。教人的能不正己吗？这些年教育受拜金主义的影响越演越烈，视教育为崇高天职的越来越难守其善，尽管多数仍是可敬的，但已到了不可不重视的地步了。典其事者不可辞其咎，领导者务必要尽到责任，做好工作。

　　做到了平等、质量、区别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我认为离实现这个论题目标不远了。

成功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

----并不是因为事情难我们不敢做，而是因为我们不敢做事情才难的。

1965年，一位韩国学生到剑桥大学主修心理学。在喝下午茶的时候，他常到学校的咖啡厅或茶座听一些成功人士聊天。这些成功人士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某一些领域的学术权威和一些创造了经济神话的人，这些人幽默风趣，举重若轻，把自己的成功都看得非常自然和顺理成章。时间长了，他发现，在国内时，他被一些成功人士欺骗了。那些人为了让正在创业的人知难而退，普遍把自己的创业艰辛夸大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用自己的成功经历吓唬那些还没有取得成功的人。作为心理系的学生，他认为很有必要对韩国成功人士的心态加以研究。

1970年，他把《成功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给现代经济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尔布雷登教授。布雷登教授读后，大为惊喜，他认为这是个新发现，这种现象虽然在东方甚至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大胆地提出来并加以研究。惊喜之余，他写信给他的剑桥校友 当时正坐在韩国政坛第一把交椅上的人 朴正熙。他在信中说，“我不敢说这部著作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敢肯定它比你的任何一个政令都能产生震动。”

   后来这本书果然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了。这本书鼓舞了许多人，因为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告诉人们，成功与“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三更灯火五更鸡”、“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你对某一事业感兴趣，长久地坚持下去就会成功，因为上帝赋予你的时间和智慧够你圆满做完一件事情。后来，这位青年也获得了成功，他成了韩国泛业汽车公司的总裁。

温馨提示：人世中的许多事，只要想做，都能做到，该克服的困难，也都能克服，用不着什么钢铁般的意志，更用不着什么技巧或谋略。只要一个人还在朴实而饶有兴趣地生活着，他终究会发现，造物主对世事的安排，都是水到渠成的。

达赖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说明了什么？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但是与此同时，国外一些人如同病入膏肓者吸了毒品一样，突然欢欣雀跃，其中就有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刘晓波获奖消息公布不到两个小时，达赖就发表声明，“恭喜刘晓波先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此殊荣代表了国际社会对刘晓波的表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先生和其它因言获罪的所有良心犯”。达赖的出面是件好事，它提醒每一个中国人想一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背后有什么联系和原因？

　　达赖与刘晓波不过是西方势力的两个政治玩偶

　　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1989年。这年3月，达赖集团在拉萨制造严重的流血骚乱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势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发生“六·四”风波，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一系列打压手段；10月，诺贝尔和平奖很“适时”地落到了达赖头上。当时的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毫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诺贝尔委员会会长也宣称“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很显然，达赖获奖是对达赖的政治“犒赏”，是西方势力全面打压、分裂中国的总盘子的一部分。诺贝尔和平奖再次沦为西方一些势力的政治工具。

　　挪威诺委会负责人授奖时声称，给达赖颁奖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争取解放西藏的斗争中始终反对使用暴力，主张采用和平的解决办法”。但是，谁都知道，“非暴力”、“和平”从来与达赖不沾边。1959年达赖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失败后逃到国外，此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长期豢养着一支4000多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对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武装袭扰。美国国务院、中情局的解密档案也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达赖本人完全明白他凭什么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很激动地说：“诺贝尔奖对藏人是一件大事。受奖后我要更加坚信，在坚持英勇战斗和不懈的斗争后，西藏一定会独立”。原来，达赖追求的并不是什么“和平”，而是“英勇战斗和不懈斗争”，是“西藏独立”。“西藏流亡政府”首脑桑东也曾露骨地说，这个奖是“对每天进行战斗的境内外藏人的勇气进行了褒奖”。

　　在这个奖项的激励下，达赖更加放肆地搞“西藏独立”，搞暴力恐怖活动。次年9月，达赖在荷兰对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1991年4月对“美国之音”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特别是2008年，达赖又煽动、策划了拉萨“3·14”事件，半天之中打死、烧死无辜群众18人，烧毁商铺1300多个。达赖还污蔑被烧死的人是“妓女”，被烧毁的商店是“妓院”，公然声称“无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紧接着，达赖又亲自出面煽动破坏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今年7月达赖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表示他在必要时准备重新打出“西藏独立”和暴力的旗帜，并大肆赞扬杀人魔王希特勒是个“充满同情心的人”，“本性深处也有慈悲”。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义下进行的。聪明的挪威诺委会不会预见不到这些情况，而这恰恰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需要树立一个反对中国、分裂中国的标志性人物。也正是在这个目标指引下，挪威议会一些人策划设立了“西藏小组”，从事支持达赖分裂主义的活动，联合达赖集团在奥斯陆开设“挪威西藏之声”电台，对中国西藏公开进行煽动、污蔑、攻击性宣传。

　　有达赖的先例，那么今天挪威诺委会又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这样一个人，就毫不奇怪了。达赖煽动“西藏独立”，分裂中国，而刘晓波则鼓动抵制中国现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论是分裂中国，还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都是符合西方一些势力战略目标的。达赖与刘晓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们授奖可以给那些主张分裂中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撑腰打气，依靠这些人给中国继续制造一些麻烦。无怪乎，刘晓波获奖后，海外动乱分子心领神会，大叫“海内外的反对派力量公推刘晓波博士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刘晓波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向中共专制政权发起新的冲锋”。

　　诺贝尔和平奖早就不是纯情少女

　　诺贝尔是一个高尚的人，根据他的遗嘱，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奖励给那些“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但是，一向以全世界道德大佬自居的挪威诺委会或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需要、或为了取悦某国领导人，闹出无数可笑与尴尬，严重损害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公信力，也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

　　众所周知，著名的印度“圣雄”甘地，以和平手段成功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他五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奖。但上个世纪这个奖项却多次颁给萨哈罗夫这样反对苏联国家的人，包括一手将自己的国家解体的戈尔巴乔夫。1961年美国派兵侵略越南，打了十多年，失败后不得不停火、撤军，但是挪威诺委会却以越战停火为由，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时授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越南领导人黎德寿，出现了战争的发动者与战争的受害者同时成为和平奖得主的怪事，最终越南领导人拒绝领奖。刘晓波获奖后，10月8日俄新社一篇评论尖锐指出：诺贝尔和平奖一贯被政治化到极致，该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看看刘晓波前面的3个获奖者就足够了。第一个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的获奖理由是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第二个是芬兰前总统，而他是强硬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组织者，积极支持轰炸塞尔维亚，是科索沃独立的促成者；第三个是去年获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时候他上任还不到两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搞不清楚他究竟为世界和平做了什么贡献，从而导致嘲笑四起。连续3任获奖者都与和平无关，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西方国家的总统、副总统，其中美国占两个。奥巴马倒是有点自知之明，不好意思起来，赶紧表态自己还没有资格领这个奖，挪威诺委会泰然处之，坚决将马屁进行到底，非把这个奖塞给奥巴马不可。如果按照挪威诺委会选择达赖的标准，凡是分离主义者均有资格当选，那么也不失为某种“公正”，但是挪威诺委会迄今也没有胆子从欧洲国家众多分离主义组织中找一个头目来授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不知诺贝尔先生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警惕西方一些势力遏制中国的战略图谋

　　联系1989年达赖获奖，挪威诺委会选择在今年这个时候给刘晓波颁奖，也并非偶然。自2008年西方一些国家以抵制北京奥运会为要挟，高调支持达赖的分裂主义言行，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对“西藏独立”让步，一直到现在，借达赖给中国找麻烦的活动仍然在继续。近年来，西方连续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在最近中欧工商峰会上，欧盟继美国之后联手要求人民币升值，企图对中国发动“货币战争”。温总理明确指出，如果按一些人的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20％至40％，那么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西方一些势力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捞取单方面经济利益外，明显企图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遏制，搞乱中国社会。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频频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把航空母舰开到中国家门口，还插手南海问题，制造钓鱼岛事件，不断抛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目的就是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封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对中国的攻击和制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指望西方给掌声，也从来不惧怕西方施压力。中国没有按西方的要求行事，始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结果是越走越稳，越走越壮大，中国的经验在世界上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今，西方一些势力故伎重演，希望授刘晓波和平奖能够收到神奇的效果，如同一些西方记者所翘首盼望的，“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反响超过多年来任何类似的事件”，“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给中国再添一点麻烦，最好能引起中国社会的骚动和混乱，这个如意算盘实在打得太幼稚、太离谱。

　　笔者并不指望这篇短文可以使挪威诺委会的成员头脑开窍，倒是慈悲为怀，愿意给他们开个方便之门，开列一个名单，把反对中国的“台湾独立”、“西藏独立”、“东突厥斯坦”、法轮功、海外动乱分子等都列进去，保质保量，如假包换，其中不少人资格比刘晓波还老，省得今后挪威诺委会挑选时费力。一个海外老牌动乱分子已经酸溜溜地说了“有资格领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有好几万呢”。

　　笔者也想提醒达赖，不要以为在动乱分子那里多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同僚，就多了一份力量。一位老牌动乱分子在网上已经直白地说过，“达赖只不过是一个到处化缘的和尚而已，若不是诺贝尔奖光环，恐怕他只有整天坐在庙里守着那几盏酥油灯了，民运也要学习西方，需要的时候就哄哄他，平时不必对他太认真”。就在去年，各路动乱分子头目还纷纷朝拜达赖，称“只有达赖喇嘛才有魅力和权威整合中国海外民运力量”，推举达赖为“中国民主运动精神领袖”，更有一个“党”撰文提出让达赖将来作“中国的总统”。现在眼看刘晓波“出名”了，这些动乱分子又宣布“公推刘晓波博士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刘晓波的旗帜下重新集结”，一转眼就把达赖给晾一边了。达赖可要留点神，别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到头来被晚生小辈耍弄了。

挪威学者批评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

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10月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科尔斯塔说：“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大错特错。人民期望诺贝尔和平奖促进内部和平，特别是减少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刘晓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在减少冲突方面做出过什么贡献，也没有参加过与和平有关的活动。我看不出这位和平奖得主符合诺贝尔遗嘱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

　　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所称的理由是“他在中国进行争取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对此，科尔斯塔说：“这也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美国和英国等具有悠久议会制民主的国家，过去50年来一直属于最具进攻性的军事强权之列，占领别国或在别国（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

　　关于诺委会为何作出这个决定，科尔斯塔说：“我认为，诺委会对中国所知甚少。诺委会也想独立于外部压力，表现出勇敢的一面。即使与实际相违，甚至与目的相悖，诺委会也要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

他说，诺委会选择刘晓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认为支持西方在人权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价值理念。“在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须输送到所有其他国家去。要么直接通过武力和战争（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通过支持那些被认为代表这些价值和理念的人。我认为，诺委会想要中国成为一个更像西方世界的国家。诺贝尔奖就被用于此目的”。

　　关于诺委会自称它独立于挪威政府和议会的说法，科尔斯塔认为，诺委会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是在议会中有席位的所有挪威政党以及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对诺委会的决定表示支持。诺委会主席亚格兰也是一位前首相和议长。因此，诺委会与挪威官方政治体系存在联系是确定无疑的。

　　他说，诺委会给中国贴上“不民主国家”的标签是不公平的。多党制不是使人民对政策制定和国家未来发挥影响力的唯一途径。每个国家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文化和发展程度，选择自己的政治和民主解决方案。

科尔斯塔认为，西方许多人不想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国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想输出自己的制度和思维方式，“这将是一种攻击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过程，因此也是对在自己国家坚守中国文化价值的中国人的攻击”。

　　科尔斯塔最后说：“和平奖近年来从来没有授予代表和平以及为裁军而斗争的人们。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没有侵略性的国家，它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国际问题。因此，我认为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见人士是不公平的。”（记者李国荣） (来源：新华网)

刘晓波其人其事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在中国服刑的刘晓波，引发世人疑问：刘晓波是什么人？他何德何能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青睐？

渴望中国被殖民：“三百年还不够”

　　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早年当过知青和工人，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四年后，获文艺学博士学位。为出人头地，他以“骂名人”的方式一举蹿红，从而也开始暴露出其本来面目。

　　1988年，时任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刘晓波毫不掩饰地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毫不犹豫地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于“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方承认”的问题，刘晓波回答：“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凭借这些偏激的言论，刘晓波一跃成为当时西方人眼中的“文坛黑马”。刘晓波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极尽吹捧之能事，他盛赞“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辨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对于养育自己的祖国，刘晓波竟然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作为一个中国人，刘晓波把自己的民族和同胞贬得一文不值，说“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而一切的原因“与人种有关”，“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没法再操蛋的地步”。刘晓波耻于做中国人，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语不过关，“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他称“与中国不得不有关系很丢脸”，甚至不屑于提到“中国”这个字眼。这与当年西方列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如出一辙。他还曾多次公开为“台独”、“藏独”摇旗呐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国分裂成十八块。

痛哭流涕：“我真的知道错了”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在美国访学的刘晓波认为成名的时机到了，立即提前返国，充当“六四”动乱的主要煽动者。后被公安机关逮捕。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一次审讯结束后，刘晓波突然跪倒在地，紧紧抱住工作人员的腿，痛哭流涕地乞求：“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想坐牢，您一定想办法帮帮我。”他亲笔书写了“认罪书”、“悔罪书”，声称“要从现在开始努力痛改前非，脱胎换骨，做一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人”。在宣判当日，刘晓波当庭认罪，声泪俱下地进行忏悔。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政府作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宽大处理。此后，刘晓波被学校除名。但他不思悔改，于1991年重操旧业，继续参与“民运”活动，并于1995年和1999年两次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动教养。

国外有人发工资:“我不差钱儿”

　　刘晓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即任职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公司，定期领取薪水。今年10月12日，境外阿波罗新闻网站刊载《“贵族犯人”刘晓波坐牢月薪知多少》一文披露，刘晓波的年薪是23004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157600元。即使在刘晓波服刑期间，每月仍可挣到13000元人民币。

　　另外，刘晓波还靠在海外媒体撰文骂中国政府挣稿费，加上每月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收入，以及西方颁发的各种“奖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境外媒体发现他“居所摆设高雅，墙壁架上摆满名贵的瓷器”，同时出手阔绰。刘晓波对狱友狂言：“我不像你们，我不差钱儿，我在这里服刑每年还有国外人给钱”。

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我被“完全粉碎了”

　　刘晓波一直宣称自己是本着中国公民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参与“公民运动”，把自己装扮成一副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形象，但察其言、观其行，刘晓波真的是言行一致，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高尚吗？

　　刘晓波到底追不追名？2003年，刘晓波在接受所谓“杰出民主人士奖”时，得意地说：“敢于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说真话的人，即使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也会得到无形的道义盛誉，特别是来自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奖励——会逐渐成为由民间崛起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对于西方施舍的各类“人权奖”、“民主人士奖”、“言论自由奖”、“新闻大奖”等等，刘晓波趋之若鹜，拼命以攻击自己的国家、民族来赚取这些廉价的奖项。

　　刘晓波真的不逐利吗？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是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他坦言，“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够清楚了！

　　熟悉刘晓波的人都知道，他的性格极其“偏激”、狂妄自大。2001年，他参与组建非法组织“独立中文笔会”，并借此打压异己，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为此在“民运圈”四面树敌，并曾经因为挪用组织经费在美国遭到起诉。也正因为如此，刘晓波获奖使海外“民运”分子多有不服。

以“宪章”反宪法：“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不差钱儿”的刘晓波从2005年开始不遗余力地为西方反华势力效力，并在2008年抛出所谓《零八宪章》。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煽动他人加入，企图改变政治体制、推翻现有政权，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涉嫌犯罪。

　　所谓“零八宪章”其实了无新意，几乎照搬照抄了把捷克搞乱的哈维尔撰写的“77宪章”，其内容完全是违反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主张，它宣扬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和现行政体，以修宪为突破口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扰乱群众思想，并且鼓吹“暴力革命”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其终极目标就是推翻党的领导、颠覆现行政权。推行这样的一部“宪章”，不但会使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而且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福祉也将不复存在。“零八宪章”受到西方一致的吹捧。2008年12月，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刘晓波本人成为“零八宪章”的主要炮制者显然与他长期以来亲西方、崇美国的思想不可分割。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他发表《我想为捍卫生命、自由与和平而战》，称“这是美国人民为建立和捍卫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要想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宣战”。

　　刘晓波作为西方演变中国的“马前卒”，必将遭到国人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