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五大诱因：网瘾为何屡诱孩子犯罪
又是一桩因为网瘾而引发的犯罪：近日，安徽省泗县汴光花园小区一名中年妇女被杀死在家中并被抛尸楼下，凶手竟是她年仅15岁的儿子勤勤(化名)，而原因仅仅是母亲阻止他泡网吧。更让人寒心的是，杀害母亲后的3天时间里，勤勤一直在网吧里呆着，直到被民警抓获时仍一脸从容，进入看守所，竟还在谈论网络游戏！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广泛使用，未成年人网络成瘾问题严重。据近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显示，虽然未成年人网络成瘾并不必然导致实施犯罪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成瘾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
1.为支付网费而诱发犯罪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研发现，多数沉迷网络的未成年犯没有经济来源，无力支付上网的费用，却又无法抵制上网的诱惑，为解决上网费用问题而实施犯罪行为。
根据山东省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实施抢劫犯罪的未成年犯(65.5%)中，因沉迷网络、为了上网而犯罪的比例为23.2%；实施盗窃犯罪的未成年犯(12.6%)中，因同样原因犯罪的比例为21.1%。调研中，谈及犯罪原因时一位未成年犯说：“我整天泡在网吧，有些上瘾，控制不住自己。上网很费钱，家里给的零用钱很快就没有了，又控制不住、想去上网，就去抢钱了。”
2.因网游暴力而诱发犯罪
调研中发现，搏杀枪战类的网络游戏内容充满着血腥、暴力，影响着未成年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网络暴力游戏对未成年人的伤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沉迷网络暴力游戏，妨碍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在现实社会中遵循游戏法则，使用暴力解决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二是暴力游戏过于残酷、血腥，未成年人长期接触暴力游戏，可能产生心理问题，容易变得情感冷酷、心灵麻木，蔑视人的生命价值。
同样是对山东省未成年犯进行抽样调查，其数据显示，未成年犯实施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犯罪行为的比例为10%，其中，犯罪与长期沉迷网络游戏有关的比例为33.3%。一位未成年犯长期沉迷于暴力游戏，经常产生幻觉，有一次去同学家中玩，到厨房喝水时，模仿游戏中的暴力动作，将同学的奶奶用菜刀砍死。
3. 因人际关系障碍而诱发犯罪
青少年处于生理、心理剧烈变化和发展的时期，存在着主体意识的增长与社会化不足的矛盾，精力充沛、好奇心强与心理不成熟、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差的矛盾。网络游戏加剧这些矛盾，使未成年人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中的个性特征无法完全对应和重合，使他们产生心理危机和人格障碍，诸如攻击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抑郁症和多重人格等，部分未成年人基于人格障碍而产生行为偏差，导致行为失范。
调研中发现，对于网络成瘾的未成年人，学校和家庭采取多种措施予以教育和挽救。在这个过程中，网瘾未成年人与教师、与家庭成员等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容易矛盾激化而引发犯罪。调研中，一位接受访谈的未成年犯长期沉迷网络，在家庭教师阻止其离开家去上网的情况下，将家庭教师杀死。
4.因交友不良而诱发团伙犯罪
未成年人具有渴望被同龄人关注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以网络为纽带，易与同辈群体结成小团体。如果团体中有不良行为的成员，就会形成亚文化，这种小团体化的不良现象往往是团体化犯罪的前身。
调查发现，沉迷网络的未成年人由于沉迷网上聊天、网络游戏、在网吧上网等原因，容易结交有不良行为的网友，在网友的唆使、引诱下，结成犯罪团伙，实施共同犯罪。一位接受访谈的未成年犯说：“在网吧认识的网友，经常在一起打网络游戏、喝酒。一天晚上喝酒以后，网友提出要抢劫出租车，我也跟着去了，要不然，就不够哥们儿义气。”
5.因网络色情信息而诱发犯罪
沉迷网络色情信息是未成年人实施性犯罪的重要诱因。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性机能逐渐发育成熟，对性特别好奇，但是此时少年的性道德观念的形成落后于性机能的发育，再加上未成年人的自制力相对较弱，缺乏社会经验，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如果这一时期的少年长期浏览色情网站和性暴力信息，就容易使青少年性犯罪侵害行为发生。
有关调查数据表明，在押性犯罪的未成年犯中有90.82%与网络色情信息的不良影响有关。调研中，一位15岁的少年犯在谈及犯罪原因时说，他从12岁左右就开始接触色情音像制品，后来通过上网浏览色情网站。由于沉迷网络色情，在色情文化的影响下，产生性犯罪的念头。
对于网络成瘾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相关调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的发展来说，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诱发犯罪就是网络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来看，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是沉迷网络不良文化和网络游戏等。基于此，预防沉迷网络未成年人犯罪应坚持综合治理原则，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完善网络游戏的管理，建立网游分级制度，在中小学推行媒介素养教育，建设绿色网吧，促进网游公司参与网络成瘾矫治、研究和教育活动，规范管理网瘾矫治机构。
无论如何，不能再让“网瘾”杀人了！(来源：光明日报)
北大联名建言教授回应招生改革建议质疑
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
“我从2003年起开始参加招生工作，当时就觉得这个制度需要改革。”该信联名签署人之一的文东茅说。
身为北大教育学院院长的文东茅认为，在当前本科招生体系下，唯分数取人是最容易的，也是最不用负责任的招生方法，“因为高考成绩一出来，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谁也没法指责你。北大推行改革，反而增加了学校的责任”。“但唯分数取人不是高校招生，是统计成绩的机器在招生。”文东茅表示，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是高考最受诟病的地方。他认为，以简单的一两分之差作为判断录取的硬性尺度，而不考察学生的兴趣、志向、习惯等重要素质，是现行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最大的缺陷。“高考科目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知识是无限的，高考没法全方位考察。比如，有些同学对新闻感兴趣，它不考；对考古感兴趣，它不考；对国际关系感兴趣，它也不考；理科学生有对科技史感兴趣的，他们也不考历史……应该有另外的渠道给学生全面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文东茅说。联名签署人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文东茅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说，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来，高考制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选拔人才应该有更加多元的渠道。“我们觉得，30分以内，水平不一定会差很大。差50分是水平问题，但二三十分差别不大，有时候一道题就有二三十分。在这个分数段，大家学习能力差不多，但其他方面就考察不出来了。”联名签署人之一、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高松表示，联名信呼吁给予大陆的高等学校和广大考生以更多的双向选择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分数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把高考的分数作为一个基准，只要超过一定的分数线，再以专家群体进行集体面试的方式进行录取。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报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校和专业，而不是受环境与舆论的压力，一味追求某些自己并不了解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但在招生过程中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文东茅告诉记者，本科招生面试并不是新事物，事实上，国外一流大学都这么做，香港高校也一直这么做，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也是这么做的，“这既然是世界著名大学通行的做法，那为什么大学本科不能做呢？”对此，联名签署人之一、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也介绍说，入校前面试在国外高校很普遍，是本科招生的重要环节，有些高校甚至还委托学生所在地区的校友进行初步面试。高松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以前，我国也实行过各个高校的自行招生。文东茅认为，增加面试环节可以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察，“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讲，应该在高考基础之上，有一个弥补措施，给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而且，我们也希望引导他们在强调高考分数之外，还注意一些其他的东西”。他同时指出，面试也是学生跟面试官、跟高校相互了解的过程，双方可以相互选择。但文东茅强调，增加面试环节绝不意味着抛弃高考另搞一套。相反，这一改革是以高考为基础的，会充分承认高考的价值和作用。“一来高考确实有选拔功能，二来它是保持公平的基本门槛。”张颐武也表示，他不认同现在有些人所持的“要把高考抛弃掉”的观点。“高考这道防线还是我们最宝贵的诚信资源，也是中国教育体制赖以运转的非常重要的支柱。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考制度上面再用这种方式来选拔，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非常重要的方式。”文东茅说，如果这项改革真正实行，进入面试圈的学生也顶多比原来低10分左右，不会低到20分，“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才有可能进入复试圈”。“没有最完美的方案。”张颐武认为，这项改革不是很激进，而是“很温和的”，如果达不到基准分数线，什么都免谈。但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又摆脱了“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应该说兼顾了各个方面”。
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
这一改革建议引来的最大的争议在于，有人担心改革付诸实践后可能会沦为腐败通道。在北大未名BBS中，也不乏这样的议论。“所谓增加高考面试比例，无非就是为有权有势的人上大学打开方便之门罢了。”网友coolpan称：“现行制度虽然有不少偶然性，但却是最能保护弱者利益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自主招生、面试之类的，无非就是能让那些有门路的孩子更光明正大地进入大学罢了。我们当然也可以很美好地梦想那些负责面试的老师们都会非常‘公正贤明’，不过这可能也是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方法了。” 网友aakitefly也认为：“目前一些地方监督不严，腐败丛生，恐怕这个面试太容易导致腐败。建议缓行。”
sagabill则以自己曾经参加面试的经历为例，认为“面试直接把一部分农村孩子拒之门外”。 在高松看来，改革最大的难点，是全社会对于该项改革公平公正性的担忧，他本人也不是没有担心。这一方面说明，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缺乏信心，但另一方面，公众的关注和担忧也是一面镜子，要求进行试点必须有完善的程序和制度来避免腐败的产生。对此，文东茅也表示，不能怕有腐败和不公平就不改革，“腐败问题不能指望教育能够完全克服，但是整个社会应该对北大有信心”。他说，北大这么多年来，在自主招生、研究生考试方面是可信任的，没有出现大问题，有问题也是极个别现象，“每年招那么多人，面试成千上万人，都没有出现过特别大的问题”。文东茅认为，绝大多数北大教授都会尊重自己的声誉。而且，北大一直处在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有这么多的监督，不能不做到自律、谨慎”。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例如，北大可以借鉴在自主招生面试时的经验，让几百位参加面试的教师在面试开始前半小时才去抽签，决定分在哪一组。“即使想找关系，几百个老师不可能全都认识吧？”同时，回避政策也是从制度上避免“走关系”的一大方法。“比如，我是湖南人我就绝不去湖南，必须到湖南之外的省去。”文东茅说。张颐武也认为，通过制定周密完备的程序、增加公众监督、通过一个小组或委员会进行面试等方式可以有效规避腐败，“这样走后门、搞猫儿腻难度也非常大” 对于农村学生可能处于劣势的担忧，文东茅表示，事实上，农村孩子在一流大学比例越来越低的现状，恰恰是他们提出改革的出发点之一。在他看来，现在农村孩子在名牌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原因就在于高考制度本身。单凭高考成绩录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公平，但实际上会导致农村生源在一流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按分数从高到低排，我们没有任何可探讨的空间，如果改革，恰恰可以给我们一个探讨的空间。”文东茅说，其实做过教师的都知道，农村孩子考620分，跟城市孩子或者某个重点中学出来的孩子考621分，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面反映出的学生的素质也不一样。他认为，增加面试环节后，要保障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基本措施无非两条，“第一给指标或比例，比如农村孩子原来占30%，现在增加到40%，而且是一个硬性的限制。第二，给农村孩子额外的加分渠道，这在国外也是常用的，和国内的少数民族加分一样。但具体怎么做还没考虑成熟，需要进一步探讨”。张颐武也认为改革后农村生源会更多。“这样的面试，首先得要有高考成绩做基础，比自主招生更有保障。面试也不会看才艺表演。”对于偏远地区孩子的出行不便及路费等问题，他们也不认为是难题，“就现在的招生而言，事实上几乎所有进北大的本科生，在进学校之前我们招生的老师也都见过。对于贫困家庭孩子参加面试的路费，学校也可以考虑补偿，应该不会有问题。”
“状元争夺战”能否熄火
对于周其凤校长的回应，张颐武感到欣慰：“我觉得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线教师和学校在这点上有了共识。” 此前，北京大学招生办
